bsport体育bsport体育bsport体育2023年10月10日是第3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根据国家卫健委《关于开展2023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的通知》文件要求，围绕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共同守护美好未来”的主题，长宁区多部门携手，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作推出“心视野·心对话”主题宣传科普活动。

　　心理健康关系着每个人，是构建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次活动贴近民众需求、荟聚多元视角，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细说心理健康、畅谈持续发展”，引发对身心和谐发展的深度学习和理解，既是对既往长宁独树一帜的人文心理主题活动的衍生发展，又是区域创建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成果的集中展示，进一步推升“心视野·心对话”等优质心理服务品牌不断发展，营造全民关注和促进身心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

　　近年来，长宁区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始终坚持构建协同发展的精神卫生管理和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着眼于体系建设、能力提升、创新引领三大维度，致力于将精神卫生健康工作向社会心理服务领域持续拓展，打造聚焦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心理健康服务链。

　　长宁区连续14年举办“心视野·心对话”心理健康品牌活动，传播心理健康知识、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升民众心理健康素养，推进长宁区精神卫生健康工作向社会心理服务领域持续拓展。本次活动在总结凝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工作基础上，基于区公共卫生工作联席会议平台，举行区“家—校—医—社”游戏障碍早期预防实践基地启动仪式，并发布北新泾街道和天山路街道两家示范试点，同时，全区首家落户于新泾镇的“精神健康社工站”也同步进行揭牌。

　　本次活动秉承突破传统、锐意创新的理念，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广播电台“金话筒”秦畅主持下，邀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勇教授和钟娜教授，“虎咖啡”文艺咖啡馆创始人、长宁区知新荟副会长朱小虎和新华街道幸福居委书记丁晨佳进行演讲，同时邀请知名心理学家、上海市体育大学教授贺岭峰进行专家点评。通过TED主旨演讲bsport体育、思想对话以及现场互动等方式，旁征博引、各抒己见、察识寻迹、思辨分享，以“心”视野引发“心”对话，高屋建瓴呈现出对人心、存在以及精神价值的深邃思考，在场内外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大多数人可能一提到精神障碍，如抑郁症、焦虑症等，首先会想到药物治疗，或是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其实，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患者或者一些有抑郁、焦虑症状的人改善情绪。

　　目前，抑郁症是困扰大众精神健康最主要、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运动改善情绪、抗抑郁的作用已经被许多研究证实，而且并非特定一种运动才对抑郁情绪治疗有帮助。同时，对非临床人群而言，运动也能起到预防抑郁症、焦虑症的作用。

　　为什么运动可以治疗抑郁症、改善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呢？一是心理方面，二是生理和生化方面。研究证明，运动可以增强人们的掌控感，一般抑郁症、焦虑症患者，往往会有对自我生活、工作的失控感，比如发现工作能力下降，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感觉自己失去了控制。运动能够减少或者停止患者对自身消极方面的关注，许多抑郁症、焦虑症患者往往没有意识到，其注意模式发生了改变，如抑郁症患者总是过分关注失败的经验、挫折，而焦虑症患者则更多关注危险因素，运动能有效改善、停止或者减少患者的此类意识。

　　通过运动能够提高健康水平、改善身材外形等，也有利于改善心境。很多抑郁症患者感到不适，包括情绪低落、心情减退，整天躺着，体重也会增加，这会影响患者自尊、加重抑郁。运动可以释放许多被压抑的感受，也可以改善睡眠。

　　生理方面，运动可以增强脑内与抑郁症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五羟色胺。同时，运动还能增加脑内的一种肽类物质——内啡肽，我们也把它称为“幸福激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运动之后，会感到舒服、放松，产生愉快感受。坚持运动的人，往往有着比较良好的生活方式、作息时间，这对调节情绪也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运动不难，但付诸实践却不简单。运动最关键之处难在开始、贵在坚持。我有时会向我的来访者或不良情绪者提出建议，第一，许多人之所以无法坚持，是因为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如果选择散步，你能够坚持多久？你希望自己能散步多久？”许多人会回答，一小时。而往往这样的来访者情绪低落、情趣减退、身体疲劳，因为他可能做不到每天保持一小时的散步时间，然后又一次体验了失败。我会告诉他：“我们可以先散步一刻钟，有了成功的体验后，再慢慢制定下一步可行的计划。”

　　此外，在运动中，要“关注愉快”。就像爬山一样，要看你爬了多久、已经爬了多高，而不要看还有多少没有完成，在积少成多中关注愉快的感受。也要结伴而行，如果能够在坚持中找到同伴一起从事一项运动，无论是散步、跑步、羽毛球还是游泳，往往结伴更能够成为让我们坚持的动力。

　　运动一定要因人而异，并不是哪种特定的运动才有抗抑郁、改善情绪的效果，每个人应发展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运动条件，不断强化积极的成果，最终，不仅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魄，还有健康的心灵、健康的心理。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很热的词——“CityWalk”，到底是精致的松弛感，还是优雅的慢生活？

　　谈论这个词，我想从自己的经历说起。2016年，我在长宁区先后举办了4期“浓情西班牙文化周”，在幸福里、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古北市民中心等地，举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后来，我在愚园路办了3届草坪音乐会，在“一带一路”主题音乐会中，还邀请了不同国家的著名艺术家进行串演，表演他们国家的民族音乐；在长宁文化中心的“爱在上海情人结”民乐音乐会中，我们汇聚了上海最有名的民谣创作人；在周庄田园音乐节里，我们则选取了与丰收、田园有关的音乐元素。我想，通过这些表演，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上海不同的文化风情，而这正是大家在CityWalk中能看到、感受到的。

　　我是“新上海人”，也是“老长宁人”，我觉得，上海让大家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向往的地方。咖啡大约是当下年轻人的一个梦想——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咖啡馆。为此，2013年我就在中山公园龙之梦旁的巷子里创办了“虎咖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换言之，我去“CityWalk”了。

　　CityWalk到底是什么感受？我找了一些关键字，其中有很多路牌。上海有名的CityWalk场所是哪里？巨鹿路、长乐路、富民路、安福路、武康路、乌鲁木齐路。在这些路上，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都有很多人。同时，新中产、骑行、公路酒吧等文化现象，都与CityWalk相关。

　　最早的CityWalk始于伦敦，还有被称之为“CityWalk第一人”的法国传奇诗人、现代主义开创者——夏尔·波德莱尔教研动态。他首次将“漫游者”（Flaneur）形象刻入诗歌，在都市里观察人、感受自己。

　　随着这一词汇在上海普及，许多议题也被讨论：CityWalk是消费降级吗？是反消费主义吗？是谁在CityWalk？可以说，目前CityWalk的参与者大多是活跃于网络中的年轻人，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社群文化，在体验街区文化中实现社交。CityWalk有几个趋势：小众、独特、自在松弛，为之惊喜、深度在地。

　　伴随着城市更新，上海有许多历史文化街区正带来不同的感受。正如经常被提到的“寻找消失的附近”，大家在漫步中寻找自己熟悉的街道。在此过程中，不仅用眼看，也是用心感受、用耳聆听上海不同的文化内容。这座城市有许多漂亮的街区、历史名人旧居、活跃的演出、精致的咖啡店与小店，这都是通过CityWalk能体验的。所以，我认为CityWalk不是简单的城市漫步，而是在漫步中感受城市的温度。

　　可以说，CityWalk是海派文化当下的一种文化现象表达，并非微度假、微旅行，而更多的是体会这个城市每一条街道的不同改变，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许多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为了让大家得到更好的体验和感受，正不断努力。大家有机会，应该多出门走一走、运动一下，产生多巴胺，感受城市不一样的美妙。

　　有些人在漫步中体会城市的活力、创意，也有人正在为沉迷手机、游戏而烦恼。我来自“600号”，从事成瘾治疗工作已有10余年。除了传统的酒精、毒品、烟草、咖啡这一类物质成瘾外，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虚拟的世界正在带来行为成瘾。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机的使用时间，我相信每天绝对有六七个小时，可能是刷微博、刷朋友圈、刷短视频。而其中，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游戏成瘾。

　　让我们一起来回答3个问题。第一，打游戏是一种病吗？伴随过度游戏使用产生的临床求助，让全球专家注意到这一问题。2014年起，在导师赵敏教授的指导下，我与院内成瘾团队共同开始对其进行讨论、总结。可以说，游戏成瘾确实跟传统的物质成瘾有相似性：如大脑结构功能的变化、临床特征、转归治疗等。2018年，最终确定将游戏成瘾作为一种疾病。

　　消息一出，涌现了许多反对的声音，最常见的来自打游戏的孩子们和游戏厂家。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游戏成瘾者只是一小部分人群，一个小型研究显示，玩家中约有5%诊断为游戏成瘾，需要关注和诊疗。如果孩子只是放假两天打游戏时间多了，可能需要处理的是家长的焦虑。真正的游戏成瘾是固定的行为习惯，存在失控性，游戏在生活中是优先选项，或已造成一定伤害，但仍持续进行的行为。

　　第二，为什么会喜欢玩游戏？游戏同样也会增加大脑的多巴胺和内酚酞，提供舒适的感受。同时，游戏可以满足孩子的社交需求，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挫折感，都能通过简单的游戏操作“修炼”至高级别，提高成就感。另外，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对父母大多是封闭的，而对同伴是非常渴求的。在游戏的冒险等因素刺激中，游戏成瘾患者通常是亚洲、男性、青少年群体。

　　第三，临床上如何治疗游戏成瘾？需要强调的是，游戏成瘾最重要的是预防，不要等到真正成瘾之后才开始治疗。在前期调查中，大约有20%的孩子有过度游戏行为，需要给予干预。相对于比较被动的医疗机构，更适宜深入学校进行早期干预。为此，2021年，我们有幸与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和区内多部门联合开展“用游戏打败游戏”治疗方案，用青少年接受的语言，进行团队心理辅导。“假设你是游戏公司的CEO，你会如何设置激励机制，让更多玩家花时间打游戏、充钱？”孩子们非常聪明，也想出了很多方案，最后一拍脑袋发现——我就是这样“被套路”的！

　　游戏不仅是一种技术，游戏成瘾的问题也绝对不是光靠医疗手段就能解决的。因此，需要教育系统、社会工作、心理治疗等各类人员共同介入从早期开始的筛查、干预及治疗，希望在“家—校—医—社”基地的合作中，把我们的工作再推进一步、更上一个台阶。

　　说起社区工作，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居委干部，似乎是许多年前拿着报纸、端着茶坐在办公室的大爷大妈。如今，他们有了一个新名字——社工。我从2006年开始从事社区工作，见证社区治理工作的发展，而新时代又赋予了我们更多的责任和使命担当。

　　第一个故事关于康复学员和他的86岁老母亲。用通俗的话来说，“康复学员”即精神障碍患者。一天，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他的母亲生病住院了，其自身精神状况也非常不好，没有按时吃药，出现自言自语甚至绝食情况。通过绿色就医通道，社工为其配全了药物，溶入瓶装水中。一开始他还比较配合，后来发现水有苦味，坚决不再服用，最终意识模糊不清。社区医生建议，应立即送往精神卫生中心进行救治。然而，一是需要得到监护人的委托和同意，二是需要垫付入院押金，社工和民警来到母亲所住的医院，但她非常心疼儿子，不愿意让其入院。我们又与康复学员在国内另外唯一的家属取得联系，但舅妈表示年事已高，也无法照看。

　　此后的各种联系、劝说乃至公安协助工作中，几度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无力感，如果亲属无法或不愿尽照看责任时，是否可以从体制机制上建立应急预案，或为居委会开通“直通车”，助力第一时间解决居民的实际困难。

　　第二个故事则关于楼道堆物。这几乎成为每个居委常年治理、反复治理的顽疾。故事从20坛黄酒说起，一天，一位居民反映，一楼楼梯下方的空置处堆放了20坛黄酒，存在安全隐患。原来，这些黄酒是一位酒类爱好者邻居的收藏，但屋内实际居住者是他的儿子。我们与物业多次上门后对方表示，已经与父亲确认过，希望由物业代为处理。然而第二天，黄酒的主人就找到居委会，要求我们进行赔偿。经过反复沟通，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酒类属于易燃易爆物品，不得放在楼道内。在体力和心力受到双重考验时，我们一方面理解居民在楼道堆物的苦衷，另一方面为了安全又必须清理，容易产生心理的冲突和焦虑感。

　　平日里，我的手机24小时待命，终年无休，无论逢年过节还是雨季汛期心理健康，我们都处于高压工作模式下，有时我也会感觉到自己的一些强迫症：带着手机上厕所、带着手机洗澡，就怕错过了居民的消息。有时深夜，居民的电话把我从梦中惊醒，一整晚就睡不着觉了。

　　这些压力如何排解？也有很多温暖的故事在感动我们。阿婆拿着自己煮的茶叶蛋，让我们多吃，保重身体；热心的老党员自掏腰包，默默捐出一万元助力疫情防控；还有为了失智的老母亲放弃优渥工作，选择做小区保安更好陪伴家人的党员志愿者；以及每当我走过小区时，居民远远地喊我的名字，聊几句开心事。

　　这些时刻，我都能感觉自己又充满了新能量。它们不断治愈我，也成为工作中的卸压阀。大家常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从事社区工作越久我越觉得，即便背负着压力，也要用这根“针”去刺破社区治理的难点，用千条“线”串起居民群众的百家心。